一石激起千层浪, 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工分。
  可能是怕底下人闹事, 厂长马上站出来解释说, 这工分啊, 就和学生仔们考试一样一样的，就是说同志们干得越多, 记得分就越多，到最后得的东西就越多哇！
  真是这样儿的么？没人知道。
  反正听说全国都是这样弄的, 那可能这样做, 就是对的吧。
  没人反驳了, 大家顺从地过着日子。习惯地发了几句牢骚就散了。尽管那日子比以前更苦，更累。
  活做的多, 工分也多, 以工分换到的钱却越来越少，米粮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个劲儿的在长。
  渐渐得，一些人家就买不起米, 买不起面了。转而用磨得玉米苼子伴上野菜做吃的。
  几个月下来，各个变得又黑又瘦的。
  郁泉秋也不例外。不过, 她尽是瘦了。
  知道磨子岭春夏的日头毒, 所以即使是在野地里做活, 她也不忘把自己包的严严实实的。
  白是比人家白了一些，可因为她没什么心思吃饭，加上想要省下米粮给她老娘女儿，从原来的一日三餐减到了一日两顿。
  勉勉强强让自己不被饿死的程度。
  岭上原来过来的年轻人都走得差不离了，在春后不久, 就连李建魁他们的铲雪队也要撤走了。
  那天日头还不错，李建魁叫人把她从田野里喊出来，在一个小坡上等着她。
  自从他们在年关分别以后，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面了。几月不见，他整个人变得比从前颓丧了好些。
  胡子拉碴的没心思刮，身上军大褂的领口都翻了起来也没空管，脸上也黑瘦不少。
  她过去时，他正蹲在一个木桩子跟前，抽着磨子岭上自产的旱烟。
  烟叶燃烧起来时愀得人不住地想要流眼泪打喷嚏，看她泪眼朦胧地拿袖子捂住鼻子时，李建魁贴心地把烟灭了。
  烟蒂丢在地下用脚踩了好几下，才哀哀地抬眼看一下她，哑声跟她开口说，“泉秋…我要走了。”
  这个时候，她实在不好说什么，只能低头，干巴巴回，“嗯。我知道了，你…一路小心。”
  李建魁的脸色瞬间暗淡下来，望着她欲言又止。可能他还想求一些她其他的话，比如你最近过得好不好这样客套的话的。
  可是她实在是说不出来话了。
  她如今累得连医师都没功夫多想，又哪里有闲心抽功夫去跟他说一些什么话，关心关心他如今的生活怎么样？
  她没有那个心力了。
  可能是成分特殊，分给她的活比普通的姑娘都多些累些，她比农田里的水牛还要卖力干活，却没有水牛那个待遇，能得生产队上上下下当祖宗一样的照拂。
  公家的东西，弄坏了是要坐牢的。一个人抵一头牛，太亏。
  是牛亏了。
  所以全生产队对那几头水牛比对父母都上心。
  至于她这种犁不了田，挑不动担的人，有谁去管？
  肩膀上被挑子压得都是水泡，也只能半夜回来的时候，一个人对着煤油灯，一边无声地哭，一边咬牙把水泡挑掉。
  她又没有男人，这些分给她们家的活，她不干，谁干？难道让她老娘和几岁的女儿去干？
  尽管也有趁着她吃着苦，想要趁虚而入的，但都被她不留情面拒绝了。要是有人想对她用强的，她就跑到厂长那里告状。她算是看出来了，厂长因为她的身分不敢动她，还只能帮着她训斥那些地痞流氓。毕竟改/造改/造，人都死了还改造什么？
  有些事情，有坏的一面，也有好的一面。
  厂长有个表亲，对她垂涎好久了，却因为顾忌她的身分不敢对她下手。同在生产队里的其他姑娘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
  她有次晚黑下工回来，听见公田旁边为了灌溉庄稼而打得井里头传来“扑通”一声响，本来以为是掉进里头的石头，第二天清早起来，才知道原来是东头柿子树底下住的姑娘投井了。
  原因么，都是心知肚明的。
  从这以后，她每天出去都习惯性带一把刀。不是为了杀人，是为了自杀的。她就这样在夹缝里勉强活着。
  没人心疼她。不是每个人都像医师那样疼她的。
  这些日子，厂外头的围墙上贴的标语也变了。从全民炼钢变成了全民大生产。
  全国的东西，就是要厉害些。什么事都要为这大义让路。
  以前炼钢的时候，七八十的老人和十岁往下的孩子，还能轻省点。
  老人四野里捡捡柴火回去烧饭，孩子们跟着厂里一个读到初中的青年人认认字。
  可是如今，全国的人，没一个是轻省的。
  她老娘，快七十了，还得下到满是泥的洼田里和年轻人一道栽秧。牧牧虽然小，却也要帮着十岁出头的大孩子在磨坊里头推石磙。
  这是全/国/人/民每个人都要做的事，你不做，是不是为了搞特殊，好破坏咱们的胜利果实？
  每次干活回来，看她老娘不住地捶腰，牧牧扑到她怀里哭手疼脚疼，她的心肝就和碎了一样。
  有什么办法？没有办法的。
  外头的风气越来越坏，早上挂在竹竿上的衣裳，晚上去收，就不见了。晒在外头的菜干也经常没了踪影。
  无可奈何，她只能过去一个大爷家抱了条小狗回来，拴在外头，看着家防着人。
  别人的心越来越坏，她的心越来越累。看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，估计要不是有她老娘和女儿牵绊着她，她就得和生产队里几个被欺负的姑娘一样投河了。
  这样活着，还有什么意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