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 多义的欧洲——答法国《世界报·辩论
亲爱的韩少功先生：
《辩论》杂志是《世界报》集团编辑的一本人文社会科学月刊，拟请一些不同国家的作家表达他们对“欧洲”的感受。在最近与a谈过并读了她翻译的一些你的作品之后，我相信我们的公众将有极大兴趣读到你在这方面的文章。
在我看来，与主题有关的下列问题是可以分析的：——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，你怎样看待欧洲？——对于你来说，欧洲的存在是一个大陆，还是涵盖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一个称号？——欧洲文化遗产对于你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是否有影响？——被欧洲国家所大体分享的政治原则，是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？这些问题仅供参考。
祈盼你积极的回答。
你忠实的：m·卢克伯特
一九九五年一月六日
尊敬的m·卢克伯特先生：
我在法国有几次短暂的停留。我猜想自己在贵国即便侨居十年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，要想对法国作一全面而准确的评价，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——更不要说对整个欧洲了。这正像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四十年，这个中国还是每每让我感到陌生。说这些，是想申明我在接到您的约稿之后一直感到为难。
对于中国人来说，遥远的欧洲歧义丛生。我的祖父把欧洲叫做“番毛”，他的欧洲是铁船、传教士、鸦片贸易以及叫作番毛的红头发人。在我父亲眼里，欧洲意味着化学、交谊舞、中国的英租界和法租界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。我女儿的欧洲是汉堡包和格林童话。至于我的邻居青年小王，他津津乐道的欧洲包括性解放、吸毒、牛仔裤（可能是美国的）、卡拉ok（可能是日本的），以及可以骂倒一切的个人主义时尚（不知道是哪里的）。曾经有两个青年农民，想过上好日子，决意投奔西方，好不容易跑到离他们家乡最近的城市，看见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，便高兴地以为自己已经到了西方，并且开始打听国民党在哪里（他们认为西方肯定被中国国民党统治着）。这就是说，霓虹灯象征着他们的西方，与香港，与台湾，与国民党，都是同义语。
这没有什么奇怪。从来没有统一的“欧洲”，没有标准化的“欧洲”概念，即便对欧洲人自己来说，恐怕也是如此。英国人认为他们属于欧洲吗？土耳其人、俄罗斯人乃至北非人和中东人，认为他们不属于欧洲吗？什么是欧洲文化，也从来说法纷纭。印度人讲英语，南美洲人讲西班牙语，非洲人流行基督教，亚洲人爱上西服，但对于欧洲人来说，这些地方的文化可能还是陌生多于熟悉。其实，一种文化兴盛扩展的过程，就是它在接受者们那里分解和异变的过程，让文化原创者们无可奈何。佛教传出印度，便有了各个不同的“佛教”。毛泽东思想普及全中国，也就有了连毛本人也会要大吃一惊的“毛泽东思想”。那么欧洲呢？它能不能对那两个投奔霓虹灯的农民负责？能不能对他们的“欧洲观”负责？
反过来说，一种文化被人们分解和异变的过程，正好证明了这种文化的扩张能量。欧洲无疑不是一块版图，而是当代最强势文化的摇篮。它的科学、文艺、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，还有它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和法制原则等等，早已越过洲界，影响了中国最近三四代知识分子的心智与命运——正是这些人约定了欧洲国家美好的译名：英国是“英雄之国”，德国是“道德之国”，法国是“法理之国”，瑞典和瑞士是“祥瑞之国”，欧洲那个大儿子美利坚则是“美丽之国”。已经一个世纪了，欧洲大举进入了中国的图书馆、大学乃至小学的教材——从学习牛顿力学第一定律开始。这不仅仅因为欧洲是富强的，更重要的是，欧洲是当代创造制度的最大专利者：从刑法到会计制度，从代议制到交通规则，人类一个个生活角落，都先后染下欧洲的指纹。当代大多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成果，都多少透出欧洲人的奶酪味。
说二十世纪是欧洲的世纪，并不过分。但二十世纪的这张脸上，也不无病容和触目惊心的伤口。人类两次最大最残酷的世界大战，就发生在这个世纪而不是别的世纪。在这个未结束的世纪里，战争中死亡的人数，已经超过了前十九个世纪的总和。人类史上最糟糕的环境危机，也是出现在这个世纪而不是别的世纪。还有更重要的是心理污染：财富成了孤独和空虚的豪华包装。知识成了谎言和贪婪的巧伪之技。现代主义文艺在经历了挑战意识形态统治和伟大起义之后，日渐沦为沙龙时尚，常常成为夸张的挤眉弄眼，成为自大狂们廉价的精神吸毒，与空洞的表情相联系。
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欧洲的错失，而愿意将其看作整个人类心智能量的局限——当然也包括欧洲人在内。我在法国的时候，碰到很多法国人惊讶的提问：“太奇怪了，你怎么不会讲法语？”中国人一般不会有这种惊讶。相反，如果一个白人或者黑人能够讲中文，中国人倒是说：“太奇怪了，你怎么会说中文？”这种区别暗示了两种态度：中国人认为自己不是唯一的世界，远方还存在着其他的世界。而那些惊讶的欧洲人（当然不是欧洲人的全部），则可能认为他们代表世界的全部，他们曾经拥有的《圣经》、民主、市场经济、法式面包和晚礼服，当然还得加上法文或者英文，应该成为世界的通则。
这是一个危险的警号。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造，需要保持多样性的互相对抗和互相补充。优秀的文明，其优秀只是体现在它能激发优质的对抗和优质的补充，而不是取消这种对抗和补充。世界是不可能定于一式的。英国人的信念，不一定能适用意大利。欧洲人的经验，也不一定能移植其他大陆。用天主教反对堕胎的教义，显然无法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的困难。东方的集权主义和儒家道德哲学，也不大可能成为治疗欧洲社会弊端的良方。一种文明是很多特定条件的产物，简单移植他方必是危险之举，是文化帝国者的愚行。
因此，争论两种文明哪个更好，常常是无聊的市井话题和孩子们餐桌上的学问，就像争论萝卜和白菜哪个更好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好萝卜比坏白菜好，但不能代替白菜。好白菜比坏萝卜好，但也不能代替萝卜。努力种出更好的白菜和更好的萝卜，才是有意义的。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，不过是农民的常识。
“欧洲”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结，因此不应该也不可能被视作文明的全部——也只有这样，它本身才能避免衰竭。这片大陆已经演出了人类史上动人的一幕，它在正义和智慧方面所达到的标高，毫无疑义地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意义。但同样毫无疑义的是，它只是文明的一个阶段，只是欧洲文明的一个阶段。即使忽略它的弱点，即使是它最好的政治遗产、经济遗产、文化遗产，处在未来的入口，也面临着怀疑和批判的巨大空间。如果欧洲人自己不预留这个空间，不走向这个空间，欧洲以外的其他的民族将来就会成为这个空间的主人。
地球并不算太大，只是条小小的船。欧洲更不算太大，只是这条小船上的一角。欧洲的事，也是所有地球人的事。正像某些发展中国家“全盘西化（欧化）”的口号，同样应该被欧洲人警觉。因为这并不是欧洲的荣耀，那种天真的文明复制企图，正好背离了他们所向往的欧洲，背离了欧洲的精神——如果欧洲仍在燃烧着创造。
此致
敬礼
你忠实的：韩少功
1995年1月
*最初为法文版，发表于1995年法国《世界报·辩论》杂志，后发表于同年的《海南日报》，收入随笔集《海念》。
《辩论》杂志是《世界报》集团编辑的一本人文社会科学月刊，拟请一些不同国家的作家表达他们对“欧洲”的感受。在最近与a谈过并读了她翻译的一些你的作品之后，我相信我们的公众将有极大兴趣读到你在这方面的文章。
在我看来，与主题有关的下列问题是可以分析的：——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，你怎样看待欧洲？——对于你来说，欧洲的存在是一个大陆，还是涵盖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一个称号？——欧洲文化遗产对于你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是否有影响？——被欧洲国家所大体分享的政治原则，是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？这些问题仅供参考。
祈盼你积极的回答。
你忠实的：m·卢克伯特
一九九五年一月六日
尊敬的m·卢克伯特先生：
我在法国有几次短暂的停留。我猜想自己在贵国即便侨居十年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，要想对法国作一全面而准确的评价，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——更不要说对整个欧洲了。这正像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四十年，这个中国还是每每让我感到陌生。说这些，是想申明我在接到您的约稿之后一直感到为难。
对于中国人来说，遥远的欧洲歧义丛生。我的祖父把欧洲叫做“番毛”，他的欧洲是铁船、传教士、鸦片贸易以及叫作番毛的红头发人。在我父亲眼里，欧洲意味着化学、交谊舞、中国的英租界和法租界，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。我女儿的欧洲是汉堡包和格林童话。至于我的邻居青年小王，他津津乐道的欧洲包括性解放、吸毒、牛仔裤（可能是美国的）、卡拉ok（可能是日本的），以及可以骂倒一切的个人主义时尚（不知道是哪里的）。曾经有两个青年农民，想过上好日子，决意投奔西方，好不容易跑到离他们家乡最近的城市，看见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，便高兴地以为自己已经到了西方，并且开始打听国民党在哪里（他们认为西方肯定被中国国民党统治着）。这就是说，霓虹灯象征着他们的西方，与香港，与台湾，与国民党，都是同义语。
这没有什么奇怪。从来没有统一的“欧洲”，没有标准化的“欧洲”概念，即便对欧洲人自己来说，恐怕也是如此。英国人认为他们属于欧洲吗？土耳其人、俄罗斯人乃至北非人和中东人，认为他们不属于欧洲吗？什么是欧洲文化，也从来说法纷纭。印度人讲英语，南美洲人讲西班牙语，非洲人流行基督教，亚洲人爱上西服，但对于欧洲人来说，这些地方的文化可能还是陌生多于熟悉。其实，一种文化兴盛扩展的过程，就是它在接受者们那里分解和异变的过程，让文化原创者们无可奈何。佛教传出印度，便有了各个不同的“佛教”。毛泽东思想普及全中国，也就有了连毛本人也会要大吃一惊的“毛泽东思想”。那么欧洲呢？它能不能对那两个投奔霓虹灯的农民负责？能不能对他们的“欧洲观”负责？
反过来说，一种文化被人们分解和异变的过程，正好证明了这种文化的扩张能量。欧洲无疑不是一块版图，而是当代最强势文化的摇篮。它的科学、文艺、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，还有它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和法制原则等等，早已越过洲界，影响了中国最近三四代知识分子的心智与命运——正是这些人约定了欧洲国家美好的译名：英国是“英雄之国”，德国是“道德之国”，法国是“法理之国”，瑞典和瑞士是“祥瑞之国”，欧洲那个大儿子美利坚则是“美丽之国”。已经一个世纪了，欧洲大举进入了中国的图书馆、大学乃至小学的教材——从学习牛顿力学第一定律开始。这不仅仅因为欧洲是富强的，更重要的是，欧洲是当代创造制度的最大专利者：从刑法到会计制度，从代议制到交通规则，人类一个个生活角落，都先后染下欧洲的指纹。当代大多数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成果，都多少透出欧洲人的奶酪味。
说二十世纪是欧洲的世纪，并不过分。但二十世纪的这张脸上，也不无病容和触目惊心的伤口。人类两次最大最残酷的世界大战，就发生在这个世纪而不是别的世纪。在这个未结束的世纪里，战争中死亡的人数，已经超过了前十九个世纪的总和。人类史上最糟糕的环境危机，也是出现在这个世纪而不是别的世纪。还有更重要的是心理污染：财富成了孤独和空虚的豪华包装。知识成了谎言和贪婪的巧伪之技。现代主义文艺在经历了挑战意识形态统治和伟大起义之后，日渐沦为沙龙时尚，常常成为夸张的挤眉弄眼，成为自大狂们廉价的精神吸毒，与空洞的表情相联系。
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欧洲的错失，而愿意将其看作整个人类心智能量的局限——当然也包括欧洲人在内。我在法国的时候，碰到很多法国人惊讶的提问：“太奇怪了，你怎么不会讲法语？”中国人一般不会有这种惊讶。相反，如果一个白人或者黑人能够讲中文，中国人倒是说：“太奇怪了，你怎么会说中文？”这种区别暗示了两种态度：中国人认为自己不是唯一的世界，远方还存在着其他的世界。而那些惊讶的欧洲人（当然不是欧洲人的全部），则可能认为他们代表世界的全部，他们曾经拥有的《圣经》、民主、市场经济、法式面包和晚礼服，当然还得加上法文或者英文，应该成为世界的通则。
这是一个危险的警号。文明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造，需要保持多样性的互相对抗和互相补充。优秀的文明，其优秀只是体现在它能激发优质的对抗和优质的补充，而不是取消这种对抗和补充。世界是不可能定于一式的。英国人的信念，不一定能适用意大利。欧洲人的经验，也不一定能移植其他大陆。用天主教反对堕胎的教义，显然无法解决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的困难。东方的集权主义和儒家道德哲学，也不大可能成为治疗欧洲社会弊端的良方。一种文明是很多特定条件的产物，简单移植他方必是危险之举，是文化帝国者的愚行。
因此，争论两种文明哪个更好，常常是无聊的市井话题和孩子们餐桌上的学问，就像争论萝卜和白菜哪个更好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好萝卜比坏白菜好，但不能代替白菜。好白菜比坏萝卜好，但也不能代替萝卜。努力种出更好的白菜和更好的萝卜，才是有意义的。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，不过是农民的常识。
“欧洲”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结，因此不应该也不可能被视作文明的全部——也只有这样，它本身才能避免衰竭。这片大陆已经演出了人类史上动人的一幕，它在正义和智慧方面所达到的标高，毫无疑义地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意义。但同样毫无疑义的是，它只是文明的一个阶段，只是欧洲文明的一个阶段。即使忽略它的弱点，即使是它最好的政治遗产、经济遗产、文化遗产，处在未来的入口，也面临着怀疑和批判的巨大空间。如果欧洲人自己不预留这个空间，不走向这个空间，欧洲以外的其他的民族将来就会成为这个空间的主人。
地球并不算太大，只是条小小的船。欧洲更不算太大，只是这条小船上的一角。欧洲的事，也是所有地球人的事。正像某些发展中国家“全盘西化（欧化）”的口号，同样应该被欧洲人警觉。因为这并不是欧洲的荣耀，那种天真的文明复制企图，正好背离了他们所向往的欧洲，背离了欧洲的精神——如果欧洲仍在燃烧着创造。
此致
敬礼
你忠实的：韩少功
1995年1月
*最初为法文版，发表于1995年法国《世界报·辩论》杂志，后发表于同年的《海南日报》，收入随笔集《海念》。